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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厚实人权是基于人之为人的文化整体性而非抽象和先验人性的实践性人权。[17]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册）》，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7-508页。

有众多人权学者已经意识到人权理论研究在中国似乎已经陷入严重内卷和方向迷失，人权理论与现实生活间的疏离感、人权理论朝向社会实践时的乏力感正与日俱增。人权普遍性必须与人权享有者的主体性相统一，离开人权的主体性，人权普遍性不仅会失去正当性基础，而且还可能变成强制的工具。陈独秀时代的人们为发动革命计、为创建新中国计，发起全方位新文化运动，厥功至伟。理念世界中人的概念是预设的，独在人预设对应单薄人权，共在人预设对应厚实人权。而自近代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体系以来，源自西方的线性进步史观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被用于批判中国静态史观内在的陈旧性与保守性。

在制度与规范层面，设定权利还是加载义务都不过是一种技术安排，这一安排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必须要立基于社会责任伦理之上。[7]抽象思维从古到今都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思维方式，朱峰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是具象的，具象思维是中国古代文明观念的构成方式，而且也支配着整个物质文化。二、宪法渊源的内涵我国宪法学界通常将宪法渊源界定为宪法的表现形式。

在条约不与宪法典内容相冲突的情况下，条约主要是作为理由渊源。[88] 沈子华：《宪法与条约关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97-112页。[106] 前引[46]，《宪法学》编写组书，第17页。比如英国、新西兰、以色列的宪法，19世纪的康涅狄格和罗德岛宪法。

众所周知，在我国，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法律主要是《民法典》，但《民法典》显然不能说是宪法性法律，因为《民法典》中除了保护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条款外，还有其他的条款（比如保护人格权、婚姻自由的条款等等），同时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上来说，它主要属于民法部门而非宪法部门。[4] 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3页。

宪法典的修改难度比普通法律大，这是宪法典或者成文宪法的特点。在意大利，宪法法院也可以用宪法典第138条规定的宪法性法律来作为审查普通立法和其他法律规则的基础。[88]但是上述学说都有个问题，即不符合法律位阶的原理。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法律，比如1967年的《议会委员会法》。

[31] 前引[30]，王鹏翔文，第221-230页。他认为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法》、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均属于宪法性法律。[4]近年来，一种更严格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宪法渊源只有宪法典。[12]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1页。

[9]另一种是从裁判规范的角度，认为法源的主要作用是法院作出裁判的基础，即法官依据什么来裁判。比如2001年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中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甲）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

[6]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反映出对于宪法渊源的不同理解，甚至可能隐含着对于法的渊源的不同看法。虽然也有学者将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适用的场景之一，但严格来讲，合宪性解释仍然发生在合宪性审查之中，合宪性解释只是合宪性审查的一种裁判形式而已。

同时，它不可以被纳入法律现象的目录。（4）规定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何者优先适用。相似观点参见李敏：《民法法源论》，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页。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第139页。[14]那么，为什么不同部门法的法源不一样？导致其中存在差别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理解法的渊源的内涵可能需要解决以下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法的渊源与法的关系，二是法的渊源与部门法的渊源的关系。[99]却伯教授列举的美国看不见的宪法包括：美国政府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我们信仰法治、法院并不是必须机械地尊重民选官员关于宪法意义的决策、政府不能为了逼供而对人民施以酷刑、在每一个人的隐私生活中都存在着政府不得进入的边界、各州不是联邦政府的机构或部门、国会不得征用各州、各州不得脱离联邦。

因此，笔者认为，宪法性法律与宪法典的关系之所以比其他法律密切，就在于宪法性法律是宪法典直接进行立法委托的结果，或者说，宪法典的部分内容是由这些法律来具体化的，由此才使得它们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如此重要。此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发挥了帮助理解《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中依照法律规定的作用。

过去，宪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我国的宪法渊源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1.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以英国为例， Turpin 和 Tomkins 教授认为，英国的宪法性法律是指议会制定的调整政府系统和公权力行使的法律。

本文拟从法的渊源的内涵谈起，反思有关宪法渊源不同界定的原因，尝试提出一种从法的渊源到宪法渊源的融贯性分类，以期深化有关我国宪法渊源的讨论。调整普遍外交关系的国际条约主要有《联合国宪章》等。

[83]实践中，被宣布为全部违宪的法案，最终仍可能完成立法程序，故宪法委员会的决定并非在对抗、阻止国会，而是在协助国会。（二）理由渊源1.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在成文宪法国家与不成文宪法国家的作用不同。[80]由此可见，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习惯法主要是辅助宪法典的，它并不能独立于宪法典而适用。（3）对于该先例，是否存在理由。

当然，考虑到我国合宪性审查并不采用司法程序，因此雷磊教授建议称为合宪性审查成例更好。这一定义乍看与传统上将法源界定为法的表现形式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规范的表现形式并不强调该规范必须是法规范。

[107] 前引[24]，雷磊书，第171页。由此可见，宪法判例不可能具有宪法典般的效力，[84]否则就意味着它与宪法典可以相互废止，但如果说宪法判例可以废止宪法典的效力，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44]在宪法惯例之外，还有其他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认为，《条例》将拆迁法律关系定位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与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这与《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的征收作为国家与被征收人之间的行政关系不一致。

同时，法的认知渊源如果要依靠制定法的直接或间接的认可，[26]并且这种认可是作为其效力来源，[27]那么这种效力是什么效力？如果是法效力，那就等于说法的认知渊源经过认可也变成了法，法的渊源与法完全重合了。第二种观点认为，每个政府分支只能解释部分宪法条款，对于该部分，该分支享有争议仲裁者的地位。学者阿克曼用宪法变迁来说明美国的宪法性法律为何出现，即宪法性法律促成了在宪法典未修改的情况下宪法内涵的与时俱进。[43]但仅仅因为民族风俗习惯得到了宪法的认可就成为宪法渊源，而不考虑该风俗习惯的内容是否在调整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可能是行不通的。

（一）法的渊源与法的关系从世界各国对法源的列举来看，比如罗马法中资深学者的意见、意大利民法中的行业规则、以色列法中的自由、正义、衡平以及以色列遗产的和平原则，[15]显然这些都不是法，但它们却属于法源。其次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和合宪性审查实践出发来予以认定。

[25]至于私人规范，比如章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跟合同的约束力一样，显然不能等同于普遍的法效力。[23]雷磊教授也意识到了法的渊源与法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如果法的渊源等同于法，那么法的渊源就将成为一个冗余的概念。

我国宪法典明确列举的原则包括两种：一种是宪法典中明确提到原则二字的，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国家机关精简的原则。宪法渊源首先是指宪法部门的渊源，即宪法部门中调整宪法关系的规范的表现形式，这些规范可以蕴含在宪法典中，也可以蕴含在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中。